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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和孟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下面就是小编为您收集整理的孔子和孟子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可以帮到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哦!

  春秋战国,战火纷飞,狼烟四起。社会形态上,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社会的雏形开始形成。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整个春秋战国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状态,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且纷纷形成了有各自特色,自成一体的学说。而儒家学派在这众多的学说派别中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创立的儒学,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人格准则,以“诗三百”为人格修养的教材,他的文学理论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

  孔子提倡“用诗”,而“用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政治教化和人格塑造。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极言“诗”之于人格塑造、为人处世的重要性。

  所谓“兴”,是指诗歌用比兴的方法创造生动感人并包含着某种普遍性道理的艺术形象,从而感染读者的情绪,激发读者的意志,使之兴奋激动并从诗中受到影响和教育。此种作用,是文学对于读者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影响。一般的文学作品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便是在接受文学作品情感的熏陶。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作品主人公的思想,进而引发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大一的时候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浩浩百万字读完,我仿佛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小城市、小村庄走了一遭。在自己的世界和孙少平的那个世界穿进穿出,经历着他的经历,感受着他的感受,思考着他的思考。最后发现,心中原有的惶惑少了许多,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更加坚定了。

  所谓“观”,即是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了解社会风俗习尚的盛衰,考察社会政治的得失。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社会背景,甚至可以说,文学便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我们可以感受到“文革”的残酷性和老一辈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所经历的种种非人的折磨。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国家上层决策判断的失误,在今后的发展中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所谓“群”,意为文学作品可以使广大接受者沟通情感,和谐交往,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文学的这一作用在当代的文学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上不断产出新的作品,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批评的进行,其实就是文人学者们之间的一种交流和沟通。或赞美,或批评,各自反思自己的得与失,评价他人的功与过,扬长避短,在交流中不断进步。身为中文系的学生,我自己本身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平时无事便找书来看,偶尔读到好的作品,心中肿胀,但无奈文笔拙劣,怎么写也不能尽兴地表达心中那些微妙的情感。去年寒假读到了一位高中同学的写的几篇文章,深感佩服,便聊了起来。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感觉收获颇多,有了新的思考。我中学期间的作文深受“八股”式作文标准的毒害,虽然每次都能得不错的分数,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作文功底浅薄得很,没有真情实感,环境检测开口提笔尽是从别处看来空话、大话、套话,犹如政府单位墙壁上张贴的规章条例一样,说得滴水不漏,然而百无一用,切不中要害。文友之间的互相交流可以避免个人思维的短路,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大家都能获得提升。

  所谓“怨”,即批评、指责为政者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过失。孔子关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这一点论述不免有些狭隘。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并且文学之精神贵在自由、独立,文学作品既可以就社会政治针砭时弊,同样也可以寄寓作者个人的思想情感。周作人说过:“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他自己的一生便是对自由不懈追求的一生。然而20世纪的中国太不平静,做一个拥有自由的知识分子很不容易,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想要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就更不容易。尽管后来的变节让他的人生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是他坚持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的。文学绝对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庸,成为为政治的傀儡,所以我们今天对文学史上周作人的评价也绝不应该套上政治和道德的枷锁。相反,我们应该批判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学者为了讨好奉承而牺牲文学之自由独立的精神,文章中极尽歌功颂德的本事,让人看了就作呕。

  《论语·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本是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一句论述,现在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意思是文学创作既要重视内容,又要重视形式,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显然,这种文学创作的观点在当今也是非常适用的。因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是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能经得住人们反复地挖掘,经得住时间的洗礼而不至于被历史淘汰。并且好的文学作品还应该有好的语言。虽然文学作品内在的质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外在艺术形式的精巧奇美却能让它更好地被读者大众接受和记住。

  鲁迅的作品思想之深刻是它能被文学界推崇,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晓的根本原因。在那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礼教“吃”人,人们思想愚昧不堪的年代,他的文章犹如一剂猛药,让许多人开始觉醒。然而鲁迅作品的思想性虽强,其语言的可读性却稍有欠缺,读起来不免让人感觉枯燥乏味,以至于一般的初读者很难兴趣盎然地持续阅读。而钱钟书的《围城》却很好地做到了语言上的新奇精美。《围城》所讲不过是一个海归学子方鸿渐先后与四个女人之间的情感史,但是它却长久不衰地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相对于人们所说的“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这一中心思想,我想我更愿意说的是《围城》绝佳的言语表达。在这一点上,钱钟书对于文字的拿捏把玩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略举一例。方鸿渐学无所成,为了回乡有个交代,只好买文凭,钱钟书是这样形容的:“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耻。”由一纸文凭而联想到《圣经》中的亚当夏娃的遮羞树叶,跨越时空,不禁让读者耳目一新,拍手称奇。

  鲁迅的文章偏重于内容的深沉严肃和思想的深刻性,但他的许多杂文却同样不失言辞的精美与奇巧,非常耐读。而钱钟书的《围城》虽然以语言修辞的新奇玄妙见长,但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方鸿渐和孙柔嘉,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分析揣摩的。相反,池莉、木子美等人矫揉造作的文字被当下的许多年轻人热捧甚至当作心中的文化图腾,这真的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反思。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现今一些娱乐圈的红人见出版行业有利可图,仗着自己有一大片脑残粉,大肆炒作,大叫大卖。虽然钱是圈到了,然而从长远看,这对文学园地的真的是一种亵渎和玷污。

  孔子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视可以在他和子夏的一段对话中看出来。《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这是以绘画先要有好的质地,而后才可施以五彩为喻,说明作品必须先要有好的内容,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修饰和加工。孔子还说“辞达而已矣”,强调言辞等形式的根本目的是尽可能完美地表现内容。孔子一再重述的这些为文要点,是值得我们后辈思考和借鉴的。

  孔子在总评《诗经》三百篇时提出了“思无邪”的文学评论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既是针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批评标准,即要求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又是针对作品审美批评的标准,即要求情感的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

  显然,孔子的这一文学批评标准是自私和狭隘的。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很可笑的。单就一部《诗经》来说,它就不适用。因为《诗经》中的作品,除了歌功颂德的诗歌以及祭祀乐词之外,还有深刻揭露现实、充满反抗精神的诗歌,以及表现男女爱情、描写劳动者日常生活的诗歌,等等这些,是无法仅仅用儒家的道德伦理囊括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思想文化之所以繁荣发展,就是因为列国纷争,统治者们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较松,所以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人们为了考取功名,不得不勤习四书五经,思想文化被严重束缚在了儒学这个框框之内,裹足不前。而那些有真性情、真才实学的文人往往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出现了和春秋战国同样的政治环境,所以涌现出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学者,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这些历史现象中透射出来的某些规律应该是我们当今制定文化政策很好的参考。由此观之,孔子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须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是为了自己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发展,是拿自己的学说去否定其他学说的狭隘和自私的做法。

  至于要求情感的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的审美原则,我觉得这也是对作者创作的一种严重束缚。要求文艺作品情感表达要有节制的“中和”原则必然会导致创作者的真性情得不到发抒,真情感得不到流露。孔子提出文艺表达情感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如果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是“乐而淫”,“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不是“哀而伤”,那什么是“乐而淫,哀而伤”?长期的“乐而不淫”是要憋出前列腺癌的,长期的“哀而不伤”是要促成精神分裂症的。所以孔子的这种“中和”之美的原则于情于理于人性都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创作之自由独立的精神。

  上周五在图书馆一楼听刘川鄂讲鲁迅的“立人”思想,他的观点是坚决“反孔”,几乎全盘否定中国的古代文化。讲座结尾,一位女生提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按照教授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化全是吃人的文化,请问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在哪儿?刘教授的回答是:根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和吸收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成果。我想刘川鄂的意思大概可以这样比喻:一杯污浊的水,兑再多的清水进去它还是污浊的,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杯污水全部倒掉之后再往里面加清水。鲁迅在当时提出反古,是因为封建王朝刚刚瓦解,当时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和他的人民病得太重了,必须下猛药,旧的“吃人“的传统和道德才有可能根除掉。而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解放,状况有所缓解,如果还处处像鲁迅当年那么锱铢必较,恐怕又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反而需要古代的一些思想来解决了。比如说现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官员个人私欲膨胀贪污腐化问题等等。

  孔子的文学思想自有他合理的一部分,但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孔子不是圣人,对于他的文学思想乃至伦理道德观不仰视也不俯视,合理与否,且平心静气,细加探讨,各抒己见,每个人的看法都得到尊重,不因“专家”而高居上位,不因凡人而自觉无趣,这才符合独立自由之精神。

  “性”字在古文中与“生”字为同一字,所以人们常常以为,所谓“性”即指生而具有。告子即主张“生谓之性”。

  《告子》上: 告子曰:“生谓之性。”孟子曰:“生谓之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诩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认为“生谓之性”,即天生的本来状态叫做“性”。而孟子则认为“生”与“性”不同,犬之性与牛之性不同,牛之性与人之性不同。孟子所谓的人之性,是指“人之所以与其他存在不同之性”[1],即人之为人的本性。因此孟子所谓的“性善”,亦是抛开形躯我,抛开一切感官经验,专指其内在自觉心。

  在《离娄下》中,孟子也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人与禽兽的区别本就很稀少,其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具有人性。这种人之性是人发自内心的本性,不是由外物驱使的。舜能明了事物的道理,又能懂得人际关系的实质,这是由他内心保存的仁义决定的,是由其内心本性的善去做出他的行为,而并非是由外力迫使勉强去行仁义,不是被动的按社会规范或约定俗成的规则去做事。“由仁义行”才是孟子所说的“性善”,而“非行仁义”。

  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告子上》)劳思光认为“情”训为“实”,其“情”即为真性情,环境检测是指一种天生的素质,正如善是人之天性如此,是天生存在于人内在自觉心之中的。人之“性善”即指人之本性为善。这种“善”在劳思光看来,是一种实现价值之能力,是指人的一种潜在能力,实现人的价值意识的能力,“性善”即指这种能力内在于性之实质中。这与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有一定相关性,但也有本质区别。其相似性在于,德性和善都是一种美德。德性即美德,是人内在的心灵原则。在苏格拉底看来,德性人之为人的品格,是一种过得好生活和做善事的艺术,是让人过上好的生活的最高记忆。而孟子所谓的“性善”之“善”也是一种美德,也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特性,环境检测德性就是最高的善。但是两者本质上又是不同的。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这种德性是理性层面上的,并不是价值意识范畴。而孟子所说的“性善”之“善”是指价值自觉,是属于价值意识方面,是应然问题,也即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非实然问题。

  《告子》上: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对于当时流行的三种观点,一是告子认为的“性无善无不善”,二是有人主张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三是某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孟子则从人之本性出发,言人之“性善”。

  孟子认为行善是人天生的倾向,不为善也不是人天性的过错。即“若按照人天生的特殊资质、情状去做,自可以为善,这就是我所谓人性善,而有人在事实上不为善,不能归罪于所禀赋的质性上。”[3]即善性良知是天赋于人的,是先验的,超越经验层面的,是人之为人或者说是人区别于他物的类本质。对此孟子用“仁”、“义”、“礼”、“智”进一步论述善存于人的本性之中。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美德,不是由外面虚饰而成的,是我本来就有的,只是没有领悟到而已。在《公孙丑篇》中,孟子对仁义礼智给出了更详尽的阐述。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此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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