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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国人民的基本素质得到提高.成为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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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国人民的基本素质得到提高.成为所谓的“

  摘要:培养造救人才是维新派进行变法维新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观。他们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十分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重视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力提倡培养人才的群体观念。对维新派的人才观进行总结和研究.对当今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时代呼唤着一股新生的力量来挽此狂澜。维新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倡言变法,谋求富强,给奄无生气的中国注人了生机。为完成变法大业,维渐派深深感到对人才的需要,这些人才就是不同于旧式封建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培养和造救人才就成为维新派进行变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观。

  维新派清楚地知道,要实现维新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国家富强起来、依靠那些“摇头顿足,高吟低咏,惟腐烂文数篇”的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封建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必须重新培养和选择一批新的人才。维新派认为,不论是政治的革新还是经济的建设与改造,都急需大量具有新思想、新才干的新人才。然而,中国几百年来传统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扼杀、摧残人才,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培养和造救新式人就成为变法运动中一项十分重要、不容忽视的工作,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为了给变法维新运动提供大量的人才,康有为于1890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各省学子,千里负岌,闻风相从。前后达三千人”习。这些人有许多后来成为时代的栋梁之才。万木草堂实际上成了康有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基地。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人才是关键问题。为使大量新式人才为国家所用,他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要大力搜求天下才俊。议筹变法之方。他还建议设立制度局于内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广开言路,从中选择人才‘维新派虽有通过皇帝摧用维新分子之意,但也向皇帝提出了人才与变法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曾明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诸如练兵、开矿、通商等事务,必有人才为之操作。方可成就,所以人才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前提。谭嗣同说:“求保国之急效,又莫捷于学矣。”习“变科举而后可造救人才,而后可变一切之法。他把变科举、兴学堂、培养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的当务之急。

  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由低层到高层逐渐发展的阶段。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人学习西方,主要是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对人才的培养往往重于实用技能。而在维新运动中,变法的范围极其广泛.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所以维新派对“通才”,尤其是对善于“言政”的人才更加注重。康有为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就注意对“言政”人才的培养。他说:“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巫于教育。他把培养人才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在讲学中,康有为一反当时的传统。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许多大胆改革。在开设课程上。他专门把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列为一种课程—经世之学,从而培养学生对政治的敏感度,足见他用心良苦。在讲课方法上,他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和学生们共同研究。如事先让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源流与历史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识。同时还让一部分造诣较深的学生协助自己著书。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的兴趣和“言政”的能力。学生们在康有为的教导下。“每轻视八股,于考据训话,亦不甚措意,惟喜谈时务,多留意政治,盖有志于用世者。康有为对政治人才的重视正如有人所说:“先生之诲人也。期在造就有用之人,非欲养成死啃章句之陋儒。故草堂相处。往往脱略形迹,凡所以启发智慧者.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术政治,表里相结合,所谓坐而言。能起而行之者也。“.为了政治改革.康有为曾建议光绪帝:今欲改行新政……特开立法院于内庭,选天下通才人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立法院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机关,其办事人员不是仅仅拥有实用技能的人就能够胜任的。而必须是既有实技。又能言政议政的“.通才”才能担当此任。

  在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上。维新派认为,鉴于旧式知识分子的无实无用,必须大力引进“西学”。学校在开设西学课程时,要包括西政、西艺、西文。在西政与西艺之间。又要本着先政后艺.以政为本,以艺为用的原则。教育要先培养政才。后培养艺才。梁启超说:‘“启超谓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维新派针对当时洋务派片面强调艺学,提出激烈的批评。说洋务派学西学,“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与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能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因而梁启超说:“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他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时提出。研究经世之学。除了研读六经之精意和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外。还必须用西人之公理公法以证明。要探求天下积弱之由和富强之道.就需要“,证以西国近史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因而,他把‘运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作为时务学堂章程之一。从中足见其对政治人才之重视。 第三,维新派为使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力提倡培养人才的群体观念

  维新派认为,要完成变法大业,不是几个人所能办到的事情,它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和参与。仅有人才是不够的。还必须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作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却遭到列强的多次侵略,甚至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所战败.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故也”。康有为举例说:“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如使能群,则至微之蝗,群飞蔽天,天下畏焉。况莫大之象马而能群乎?”他进一步指出:“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中国欲自强.“惟有合群以救之”只有“合众人之才力”,“合众人之心思”才能挽救危亡。因而康有为指出:“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维新派不仅从思想上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而且也付诸于实际行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义愤填膺,他们以省籍为单位到都察院上书请愿。康有为认为“士气可用”,抓住时机,联合18省130。余举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摘庵集会,联名向皇帝上书。这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开士人群体干政的风气,维新派从中也更加认识到人才“合群”的重要性。梁启超对人才“合群”的作用是这样认识的:“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虎豹狮子。象驼牛马,庞大傀硕,人监之驾之。惟不能群也。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欧人剖之铃之,若槛狮象而驾驼马。亦日惟不能群之故。“能否建立起人才群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为了集聚人才,使之形成一个大的群体。维新派通过建立学会来拢络人才。康有为认为:“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智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梁启超说:“先生(康有为)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屏,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可知维新派是为了易合群”以开风气而挽世变,从而组织学会的。他们利用学会来“广联人才,创通风气”。扩大维新宣传的影响,争取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团结,从而形成一个人才网。为了加强学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他们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北京、上海强学会的成立,使当时“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各地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是维新派人才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为此也做了大量实践活动。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就很注重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他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让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和学生一起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源流与厉代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识。同时还让一部分造诣很深的学生协助自己著书,以教学促进研究.研究推动教学。另外。还要求学生练习演说、作体操和假期游历,以培养口头表达能力、增长各种知识。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系统阐述了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思想。一方面,他极其重视道德思想教育。主张把“育德为先”的教育贯穿到人生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从育婴院、小学到中学、大学.思想道德教育要常抓不懈。在重视德教的同时,还要兼施智教、体教、实业教育和美德教育。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对于智教.康有为认为,其人之愚不肖。亦由智教不备之所致也。”因此,他重智教、开人智。通过智教来培养有用之才。对于体教.他认为“学贵以养身健乐为主”。尤其是对青少年更要加强体育锻炼。另外,康有为对实业教育、美感教育也大力提倡。他重视德教,并且兼施智教、体教、实业教育和美感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严复认为。只有提高全民族的自由意识和自治能力,才能促进国家政治的发展,国家才能走向富强。因而,他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他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日新民德。”鼓民力就是增强人民体质。开民智就是全面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新民德就是通过思想文化教育.更新国民的价值观念、思想品德,摆脱传统思想文化对人们的束缚。增强人们的爱国心。对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的关系,他明确地将国民素质教育概括为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在三者当中,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又重于智育。为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严复一方面亲身实践,直接从事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并致力于对西学的介绍和传播。另一方面,大力提倡教育的普及,并规划出普及初级教育的具体方案。在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方面,严复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并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也极力重视国民素质的培养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有丝毫不容假借。欧美所以强盛,是由于其国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人民具有较高的自治能力。中国所以贫弱不振,是由于“其民愚随、怯弱、涣散、混蚀”,素质太差。一旦中国人民的基本素质得到提高.成为所谓的“新民”,中国的强盛就指日可达。梁启超所说“新民”,包括德、智、体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而中心则是新民德。民德的高下优劣.“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可见,梁启超不仅重视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同康有为、严复一样。将德育摆在第一位。

  维新派的人才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然深深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也没有能够使中国走向富强,但对其进行总结和研究,对当今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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